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过我的左手,尽管它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,但它总是被能干而又有些跋扈且爱出风头的右手所遮掩,最终成为弱者。
我想,最初我的左手肯定和右手一样的灵巧能干。可是在某一次我用左手拿起筷子吃饭的时候,妈妈使劲儿打了它一下,强令左手将筷子交到右手里。某一次我用左手拿起镰刀准备割草,可是那工具就是不好使,直到母亲让我把刀把交到右手里,镰刀才肯听话。
表面上,我的左手一直过着悠闲的日子,其实是它内心的跃跃欲试总被无情而绝然地终止。渐渐地,我的左手也就成了“有闲阶级”。不知道它是喜欢这样的安逸,还是不得不习惯于这样的安逸。从来没有人问过它愿意做什么,它自己也羞于表达。渐渐地它安于自己的命运,就像小草安于大树之下。
曾经我细数过左手上的疤痕,除了无名指,其它每一根手指上都至少有三条,食指上甚至有二十来条,袖珍蚯蚓一般地爬满四个手指,像地图上标出的河流。有些疤痕我依稀能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而留下的,甚至依稀还能感觉到一点点疼痛。有些,就记不太清楚了,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也。
我不十分清楚这些疤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,曾经我不是痛惜,而是带着一种欣赏的目光和心态细数着它们,把它们当作是我的骄傲,是我从小就艰苦劳动的证明。它们大多是在我小时候给生产队割麦或给自家割草时不小心留下的。那时我真的很笨,总是伤到自己,然后掐一片草叶把伤口包扎起来继续劳动。够坚强吧?
成年之后的我,还是那么笨,还会在切菜的时候伤到自己的手指,就像今天。但是,我不再想疤痕是我的骄傲了,面对流血不止的左手,我突然想问:“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左手?”而且,以前的想法多么可笑?就像某一个特殊的年代,人们以穷为荣一样可笑。这样想着的时候,我仿佛看到那些疤痕都咧起嘴来,一起嘲笑我,笨!
一时心血来潮,我把这个问题来问我的学生们,他们抢着告诉我说:“因为右手拿刀。”“为什么左手不拿刀?”我又问。他们又抢着告诉我说:“因为左手不会拿刀。”“为什么左手不会拿刀?”我再问。“左手拿刀那是左撇子。”他们大声地告诉我。好像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左手拿刀的合理性与可能性。我在考虑,其他动物们是不是也在主观上将左右肢体明确而又严格地分工,成为几千年打不破的铁规。
“不是有一句话叫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’吗?那么,又是谁规定的人必须用右手拿刀?”我把这话来问我的学生,我知道他们是答不上来的,我也答不上来。但是答不上来,就不可以问了吗?我不想探究这个毫无意义的答案,我只想提示一种思考。有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,就像路走到了尽头,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头,或者再选择别的路,所谓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。
有段儿时间,我喜欢看电视里的乒乓球比赛,我发现活跃在乒乓球台前的很多高手居然都是左撇子,只有少数选手是右撇子。这可是个有趣儿的现象。基层赛场上,选手之中肯定右撇子居多,但到了最高层次的比赛时,左撇子却居多。看来,对付右撇子,左撇子也成为了一种优势。
最初在中学课本上读鲁迅先生的《孔乙己》时,老师说鲁迅先生对孔乙己的态度是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。这样的观念在我的头脑中一直扎根了二十多年,在这二十多年中,我也常常会以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来看待和评价某些人。甚至以“机会均等”的观念来教育我的学生们,鼓励他们说“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”。
与庞大的社会机制和深厚的固有观念相比,所谓的个人努力真的像是“螳臂”,螳臂用于捕蝉肯定是有效的,用于“挡车”恐怕就是笑谈了。
现在很多人爱说“弱势群体”,并把是否关注弱势群体作为衡量人性的一个标志。然而有谁仔细考究弱势群体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的原因了吗?总是抱成守旧地“怒其不争”能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?就像我的左手,它总是极力配合右手工作,但工具是拿在右手里的,受伤的当然就只有左手了。就像在我的课堂上,当不可能给每个同学回答问题的机会时,问是“举手者优先。”下次依然。所谓的“机会均等”只是一句空话。
赶明儿,我该不该锻炼左手拿刀?